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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工科”建设:一场面向未来的工程教育新革命?

时间:2017-11-17 00:00     编辑:     作者:高校教育管理     出处: 访问量:

    2017年2月,一场关于综合性高校工程教育发展的战略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召开,与会30余所高校代表对新时期工程人才培养进行了热烈讨论,共同探讨了新工科的内涵特征、新工科建设与发展的路径选择,最终达成了“‘新工科’建设复旦共识”。随后,教育部发布《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关于开展新工科研究与实践的通知》,希望各地高校开展新工科的研究实践活动,从而深化工程教育改革,推进新工科的建设与发展,“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随之正式启动实施。于是,“新工科”的概念迅速在高等教育领域热了起来,一场关于“新工科”的讨论在全国高校展开,其成为当前工程教育领域的热点话题。在此,“本周话题”邀请领域内的12名专家学者,分别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就“新工科”建设的相关问题展开讨论,以期对“新工科”建设的深入推进和不断完善有所裨益。

——胡德鑫(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李硕豪(兰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教务处副处长,教授,博导):当采学科与“新工科”建设

    当采学科是我国科学社会学家赵红洲首创的一个概念,意思是在一定历史时期,科学发现和科学成果集聚在一门或几门学科之中,而且这种科学发现的集聚现象总是由宏观物质层次向微观物质层次过渡,并由较低运动形式向较高运动形式过渡。这种在一定历史时期成果比较集聚的学科被称为该时期的当采学科。这种规律说明,科学发现犹如在多种矿藏共生的矿山中进行采掘的过程,在富矿区开采就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当采学科中选题,就像在富矿层采矿一样,最容易获得丰硕成果。据科学社会学家研究,自16世纪中期以来,当采学科先后有力学、热学、化学、电磁学、核物理等。科学发展史表明,一个国家如果及时地把学科重点布局在当采学科里,该国家的科学发展乃至社会发展就能获得快速发展的机遇,例如在化学和电磁学成为当采学科的19世纪,德国将30%的科学家和21%的科学家分别布局在化学和电磁学领域,结果取得了许多划时代的成果。

    在人类进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的时期,当采学科转移到哪个学科了呢?无疑应该是电子信息学科。这给我国目前正在推进的“新工科”教育很大的启示。我国正在开展的“新工科”建设,无论在学科层面,还是在本科专业教育层面,除了要高度重视电子信息类学科发展和本科专业布局之外,其余学科和本科专业均要主动与现时代当采学科的交叉融合,将信息技术移植到本学科中来,在本科层次“新工科”专业布局和课程体系设计中,积极布局与信息技术交叉的专业,如生物信息学、智能电网信息工程、大数据科学、医学信息学等等。同时,在工科或其他非工科专业中,均要开设信息技术类课程或与信息技术交叉的课程,如艺术类专业中的多媒体书法艺术课程,化学专业中化工过程的信息获取、加工与应用课程,重要化工过程的先进计算与模拟课程,复杂体系或过程的介尺度理论、结构及其调控类课程等。我国正在开展的“新工科”建设一旦实现信息化,一定会出现科学和生产力的质变,不仅可以培养掌握最前沿技术和知识的一流人才,而且可以有力地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积极转变。

    张宝菊(天津师范大学电子与通信工程学院副院长,教授):立足地方综合大学实际,以“融合”之力建好新工科

    国内目前的工科培养目标是在特定时期计划经济时期产生的,也在特定时期发挥了关键作用。随着社会发展日益开放,新技术日新月异,这样的培养目标和计划暴露出诸多问题。比如国内工科的培养目标在课程设置上偏重于专业课程,交叉管理类课程占比相对较小;在教学计划上,必修课占比较大,缺乏选课弹性;偏重基础理论学习,实践环节薄弱。

    国家推动创新驱动发展,实施“一带一路”“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等重大战略,以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新产业为代表的新经济蓬勃发展,对工程科技人才提出了更高要求,这迫切需要加快工程教育改革创新。对于地方综合性大学来说,适应国家新发展、“新工科”形势下的大学生创新、创业驱动发展需求,针对大学生工程素养能力构建开展研究,并付诸基于多课程融合衔接、核心前沿课程建设、企业项目驱动、国际合作项目联动的实践教学改革,以及大学生工程素养能力构建的方式方法创新,是我们开展新工科建设的重点。

    赵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发展改革处规划管理科科长,中国科学院理学博士):建设新工科:特色是“灵魂”,质量是核心

    新工科是结合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新需求、国际竞争新形势和立德树人新要求对我国工程教育提出的改革新方向,是新时期全面推动我国工业产业转型升级和高等教育系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胆探索和实践。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强调:“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没有特色,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依样画葫芦,是不可能办成功的”。习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我国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工程教育指明了新方向、提出了新要求。

    因此,加强新工科建设,必须坚持特色与质量并存、并重和并进发展,全面激发高校办学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大力提升我国高等工程教育内涵建设、特色发展和质量水平,推动我国高等工程教育实现弯道超车,完成从跟跑、竞跑向并跑和领跑的转变,促进在世界高等工程教育格局中出现更多具有中国基因的大学身影,在世界高等工程教育管理、规划和建设发展中,贡献更多“中国经验”、提供更多“中国方案”。

    具体来说,一是坚持扎根中国大地、立足我国实际国情,紧密结合国家战略需求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以质量、问题和需求为导向,努力培养具有国际意识、国际视野、国际责任和通晓国际规则的一流人才。二是坚持引进和培养一批具有原始创新能力和重要国际影响力的一流师资队伍。三是坚持产出一批具有原创性、启发性和引领性的一流科研成果。四是坚持搭建吸引全球高水平科技创新人才的一流科技创新平台。五是坚持培育适于优秀人才产出重大科研成果、适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和适于优秀人才成长成才的制度土壤。

    王煦樟(西藏自治区党委党校科研部主任科员,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新工科”建设应抓住关键“三新”

    新工科建设具有多重特征和多方面要求。其中时代新要求是新工科建设的基本立足点和根本遵循,国家新战略是新工科建设的基本服务面向和根本发力点,工科新人才是新工科建设的基本任务和根本使命。

    首先,新工科建设应顺应时代新要求。中共十九大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意味着新工科建设在已有基础上应更加侧重质量的提升以及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培育,从而为充分满足国家和社会对更高质量的工科发展需求以及为解决影响全人类生存与发展问题提供富有价值和高效的工科智慧和工科方案。其次,新工科建设应聚焦国家新战略。创新发展驱动战略促使我国以天宫、蛟龙、天眼、悟空、墨子、大飞机等为代表的重大科技工程取得显著成效,“一带一路”倡议为我国重大科技工程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共享与竞争创造了难得机遇,这意味着新工科建设应通过不断创新和共商、共建、共享来解决国内外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再次,新工科建设应培育工科新人才。人才是实现民族振兴、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战略资源,高素质工科人才是我国重大科技工程取得成功的根本条件和关键所在。时代新要求和国家新战略对工科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意味着新工科建设应以培育既有扎实的专业素养又有全面的综合素质的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新型工科人才为核心使命。

    总之,新工科建设是时代新要求和国家新战略双重作用下有关高校应然和必然行为,新工科建设不仅要服务于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新三步走战略”,而且应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应有贡献。

    曹盛盛 (上海交通大学海外教育学院学术中心研究员,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生):推进“新工科”建设,要以正确的教育理念作为引导

    “新工科”是基于当下我国迅猛发展的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网络安全、大健康等新经济领域出现创新人才储备缺乏的背景而提出来的,是相对于“传统工科”的新概念,也是顺应国家推动创新驱动发展、实践“一带一路”“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等重大建设的一项关于工程教育的改革创新,以更好适应并推动以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新产业为代表的新经济的蓬勃发展。随着人工智能在智慧城市各个领域中的不断落地,人们在生活习惯和工作方式上不断受到冲击的同时,也分享着科技带来的便利和愉悦。

    作为一名高等教育领域的研究者,我认为,在这场顺应时代发展的教育改革中,首先要确立正确的教育理念,提升学生对时代与社会的责任感。“新工科”建设的推进将会迎来一场新的技术革命,然而持握这把“技术之剑”的青年如何挥好这把剑取决于他们对自我社会责任的认知,而这份责任感的培养可以通过通识教育的途径来实践——通过通识教育来促进学生对不同领域知识和社会职责的了解,对世界各国不同文化价值的理解,并能运用跨学科、跨文化、跨时空的思维来应对复杂多变的社会问题和人类难题。对历史负责,对未来负责,让技术成为实现人们美好生活的有利宝器,从而促进社会往平等、正义、和谐、健康的方向前进。

    不仅如此,通识教育还要有质量地逐渐下沉到中学教育和小学教育,并鼓励大学生、教授专家参与这场教育的推动。哈佛大学的哲学教授凯瑟琳﹒埃尔金曾提出,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获取知识,而是为了获得理解。在未来的社会中,合作的意义远胜于竞争的力量。只有促成了理解,产生了有价值的合作,才能使“新工科”教育的技术成果焕发出新的活力,从而更好地为社会服务,为实现更美好的生活做出更大的贡献。

    倪渊(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管理学博士):关于新工科建设人才培养的思考

    学科是科学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产物,新工科的建设是我国在经济转型阶段应对第四次产业革命的重要举措。与传统工科相比,新工科着眼于未来,强调通过培养创新型、复合型卓越工程科技人才,实现对“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等重大国家战略和人工智能、智能制造、机器人、云计算等新兴行业及产业的引领和支撑。新工科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多学科融合的人才队伍、强有力的科研支撑以及面向新工科特色的人才培养体系。其中,人才培养体系构建是新工科建设的核心任务,也是最重要的目标所在。那么新工科人才培养应该有哪些特点?其与传统培养模式又有哪些区别呢?

    第一,新工科人才培养必须扎根于中国当前发展态势,凸显本土化的特色。如果说卓越工程师计划实现了国内工程教育与国际标准的对接,那么新工科作为卓越工程师计划的2.0版本,并非是对国际规范的深化,而是立足于解决中国当前与未来发展现实需求。新工科人才培养可以借鉴西方先进的理念,但绝不能生搬硬套,而应当融合各方长处,形成真正符合中国发展需求的新工科学科设置、学科布局、人才培养模式和培养标准。

    第二,新工科人才培养应当注重人才工匠精神的养成。一流技术则需要一流精神,中国从资源禀赋发展模式走向创新驱动,离不开工匠精神的支撑。传统工程教育更加强调理工科技术素质的培养,而新工科人才的培养则同时关注技术与精神两个层面,通过工匠精神的塑造为技术创新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和源泉。新工科人才工匠精神的形成,一方面需要课程教学和实践教学中教师的言传身教,使学生对“工匠风范”感同身受,逐渐树立职业信仰和对卓越与完美的追求;另一方面可以借助校园文化,通过学校精神文明建设和校园文化活动构建精益求精、严谨细实、追求卓越的氛围,实现对卓越工程师气质的塑造。

    第三,“知”“行”契合:新工科人才培养的基本要求。“知”“行”不同程度的分离是我国工程教育的现状,当前我国工科教育强调学生在校期间掌握“知”的学术型训练,学生接受的是单科知识的基础教育,缺乏对学科理论有机整合和深层次理解,难以打通“知”与“行”的联系,解决现实问题。新工科人才培养更强调“知”“行”合一,一方面通过产教融合模式,邀请行业人员参与课程体系的开发,构建更加符合行业发展需求的知识体系框架和以工程能力提升为导向的课程体系,将未来工程工作所需要的前沿知识引入到课堂和实践教学中;另一方面,充分利用校企合作各类平台、社团活动、科技竞赛等多种方式为工程学生提供专业社会实践和创新实践,打通理论到实际的“最后一公里”,切实提升学生在工程实践中的思辨、设计和理解能力。

    杨海燕(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新工科“新”在哪里?

    近年来,“新工科”的概念被提出来,并得到学界和业界的广泛讨论。新工科的“新”是相对于传统工科的特点而言的,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与市场接轨。应用性和实践性是工科最大的特色,这一特色要求工科必须以社会实际需求为导向,而传统的工程教育对市场需求的反应速度慢,这导致了劳动力市场上的供需缺口。一方面,高校培养了大量能力和技术与市场要求不相符合的学生,这部分学生进入劳动力市场后会产生供过于求的现象;另一方面,高校也培养了少部分与市场和技术前沿接轨的学生,这部分学生进入劳动力市场后会产生供不应求的现象。我国传统工科教育与市场需求不接轨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源自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弊端,因此,推进新工科教育需要进一步促进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转型,扩大学科建设和专业设置的自主权,加大校企合作的自主性,加强教育教学质量监督等等。

    其二,与新技术融合。传统工科与工业经济相对应,新工科与知识经济相对应。在工业经济时代,流水线的操作要求劳动者仅需要掌握基本和固定的工作技能;而在知识经济时代,技术发展和知识更新的速度较快,对新技术和新知识的掌握能力是对劳动者的基本要求。与之相对应,传统工科教育注重学生基本工作技能的培养,新工科教育则需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与新知识、新技术相融合,与新产业、新经济发展趋势相结合。我国在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经济领域出现的人才短缺,直接暴露了当下的工程教育与新技术、新产业相脱节的短板。因此,未来的新工科教育需要紧密关注新知识和新技术的发展动向,及时设立与新产业和新经济发展相一致的工程专业,并将新知识和新技术融入到学生的培养环节中。

    王小青(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新工科”建设呼唤强化工程伦理意识

    教育部今年启动的“新工科”建设从“复旦共识”到“天大行动”再到 “北京指南”,都体现出国家在以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特征的新经济背景下对新型工科人才培养的急切需求和坚定决心。所谓“新工科”之“新”的其中一个标准就是工程人才的“新素养”。“北京指南”明确指出,“高校应该培养德才兼修、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工科人才,强化家国情怀、国际视野、法治意识、生态意识和工程伦理意识等”。这里我仅选择“工程伦理意识”展开讨论谈谈个人想法。

    所谓工程伦理,通俗地来说,就是我们高校培养的工程师通过专业对自己的服务对象或者利益相关者包括雇主、客户、政府、社会、环境乃至于习近平总书记提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负责任。诚如复旦大学的徐雷等专家学者所言,“教育工程师在进行技术开发和实施的过程中始终要把人类的安全、健康、福祉放在首要地位,应该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近期日本神户钢铁至少10年的数据造假问题产生了全球性的负面影响,据腾讯财经报道,“神户制钢所承认公司旗下3家工厂和1家子公司长期大面积篡改部分铝合金、铜制品的强度、尺寸以及耐久性等重要出厂数据,冒充达标产品出售。除此之外,还修改产品的质量检测证明书,向客户和市场大量供应并不符合要求的产品”。这些产品涉及200多家公司,产品运用范围甚广,包括航空航天、高铁、汽车、武器装备等。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海外公司如美国波音公司、英国高铁等也受到影响,中国企业也很难被排除在外。可以说,神户钢铁严重违背工程伦理,给日本和全球消费者的生活(如交通出行等)安全性蒙上阴影。“日本制造”的美誉再次受到重创。

    基于此,高校和社会应该、也可以“有所为”。一方面,高校在推进“新工科”建设过程中应该将工科人才的工程伦理意识培养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将诚信确定为工程伦理的第一要求,不断完善学业评价奖惩机制,涉及学生重要培养环节的本科生科技创新、课题项目、本硕学位论文等均要将工程伦理纳入核心评价标准,尤其是对数据造假、学术不端行为继续坚持实行“零容忍”“一票否决制”,甚至像学位论文继续坚持“终身问责制”。在工程专业评价方面,当然也要借助于国际专业认证守住工程人才培养的底线,人才质量不过关本身也是有违工程伦理的。当今中国制造、中国创造行业的人才绝大多数是大学毕业生,故高校首先要把好工程人才的底线关。另一方面,高校不可能负责解决所有的人才培养问题,正如“新工科”建设的政策文件和“三部曲”指出,此项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工程和设想需要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完成。就工程伦理方面而言,政府和产业界是否可以考虑在“神户造假”这一重大工程伦理事故发生之际,按照国内、国际标准对相关行业产品进行地毯式安全排查,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对涉事企业进行公开、透明、严格处罚,并通过权威媒体公布,尤其是对涉及国家安全、百姓生命、重大财产损失的“中国式神户”公司实施重罚,对相关负责人进行法律制裁,即使是外企,都需要采取措施协助受影响的国内企业和消费者申请赔偿,从而营造重视工程伦理的整体社会氛围。高校和社会形成联动,双管齐下,工程伦理意识才能得到进一步强化,这也是树立“中国制造”底线标准的良好契机。

    在我国“新工科”建设过程中,培养高端的新型工科人才之优秀程度无上限,但其合格水平却有底线,这个底线就是工程伦理。这也就是“北京指南”强调的人才培养标准保障,要有生命线意识,在高校内部生成质量文化。我想这种质量文化也同样需要在高校的外部环境落地生根,形成无形的安全网保护国计民生,这些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只有不断强化新型工程人才的工程伦理意识,严守质量关,“新工科”建设远大目标才能早日实现,“中国制造”才可能成为优质的中国产品在国际上的代名词,“中国标准”成为“国际标准”也将指日可待。

    徐吉洪(浙江工业大学高教研究所副研究员,南京师范大学教科院教育学博士):“新工科”的使命:培养新型工程人才

    从“复旦共识”“天大行动”到“北京指南”,“新工科”建设已经完成了从理念到实践的路径设计。无论是新工科的“新”时代背景,还是新工科的“新”价值意蕴,都有直接而又明确的指向,那就是培养“新型工程人才”。

    那么,何谓“新型工程人才”?笔者认为有“三新”。一是内涵新。“新工科”不仅是一个教育学意义上的术语,更是一个经济学上的概念。“新工科”之“新”指向新经济、新产业,即要有效对接新经济、新产业的需求,提前布局培养引领未来技术和产业发展的优秀人才。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型工程人才”就是服务新技术、新产业的卓越人才。二是标准新。人才培养是要讲标准的。“新工科”既要遵循学科发展规律(站在学科前沿),更要彰显学科发展价值(有效服务社会),对人才有更高的标准和要求,培养理论与实践兼备的卓越工程人才。即使像卡内基梅隆大学这样的“老牌”世界一流大学,也一直激励创新成果转化,学生通过与通用汽车、索尼、英国石油公司、IBM、谷歌等著名公司合作,实现了课堂与工作的无缝对接,在学校中练就了一身解决实际问题的本领,逐渐培养出一种企业家精神。三是举措新。发展“新工科”,培养“新型工程人才”可不能“穿旧鞋,走老路”,而是需要拿出创新举措对工程学科与时俱进地进行“转型升级”。一方面做好专业存量调整,按照办学资源和社会需求,对现有工科专业进行“摸家底”“辨优劣”“调存量”,对照生源质量、就业情况,采取果断措施,对不适应经济社会产业需求的部分专业进行有效的“关、停、并、转”;另一方面做好专业增量优化,专业优化也要做到“因时而变”,高校要主动面向“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区域经济社会支柱性产业(如浙江省“八大万亿”产业),及时布局一批新兴工科专业,为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提供工程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

   于春燕(滁州学院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副院长,副教授):推进“新工科”建设,地方高校不应观望

    社会高度信息化与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引发新产业的兴起,尤其对工科人才有着更高的要求。高校作为人才的主要输出地,其人才培养方式改革更需要因时应势而变。地方本科院校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对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发挥着重要的支撑作用。目前,新工科建设不仅包括新型学科的建设,也包括对传统学科升级以及改造。因此,地方高校应从师资队伍建设、实践教育体系改革、教学方法与手段改革、信息素养培养、教学评价方式改革等方面推进,这一切的成功基础是校园信息化和高等教育体制的变革。

    其一,师资队伍建设方面,要求能有制度支持高校引进来自企业一线的技术人才,或者有支持教师在企业任职的政策,要有鼓励教师投入教学的政策。其二,实践教育体系方面,需要加强校企合作,解决平衡企业和高校的需求和利益,找到双方的合作共赢点,切实发挥企业在人才培养过程的作用,共同设计制作实践教学内容、共建实训平台和环境等。其三,教学方法与手段改革方面,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提供开展支持深度学习的教学活动,要让学生在课堂活起来,课下忙起来。其四,教学评价方面,包括对学生的评价和对教师的评价,需要建立对教学活动质量的全面评价体系,并将学生的学习投入和产出作为主要的评价指标。总而言之,信息素养是所有新工科专业都应高度重视的基本素养,需要通过计算机基础系列课程和信息技术紧密结合专业课、沉浸数字校园的学习生活等培养较好的信息素养,并通过信息素养促进专业素养的提升。

    王慧(天津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讲师,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顺应社会发展需求,转变工程人才培养模式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次代表大会报告中指出:“创新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我国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加强应用基础研究,突出关键性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为建设科技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等提供有力支撑。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总体来看,这强调了工程教育在我国整个高等教育体系中的重要战略地位,更指明了我国未来工程教育改革的重点和方向,即着力打造“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的2.0版方案——“新工科”建设。

    显然,产生于特定的计划经济时期的传统高校传统工程人才培养模式已经不再适应我国当今社会的高速发展需求,高等教育必须转变工程人才培养模式:围绕社会产业发展需求,调整人才培养学科布局;构建跨学科体系,培养“学科交叉融合”人才;培养实践能力强、创新能力强、具备国际水平的工程人才。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还要求高等学校与企业创建产教协同模式,让学生紧跟科技发展步伐。同时,新工科的建设是面向未来社会发展的教育,未来社会更加强调合作的重要性,因此,要加强学生合作意识和合作能力、合作方法的培养,而这就需要学校积极构建一种以合作学习方式为基础的、富有创意和实效的教学理论和策略体系。

    郑丽娜(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新工科”建设是我国工程教育体系升级再造的重要契机

   “复旦共识”、“天大行动”和“北京指南”拉开了“新工科”建设的序幕,这一方面体现了新经济和新产业对工程技术人才培养的驱动力,另一方面表明了我国的工程教育体系亟待升级再造。从学科的角度看,“新工科”建设是从认识和实践层面对我国工科学科建设的持续更新。

    从认识层面出发,“新工科”建设要求在跨越传统学科边界的同时保持工科的学科意识。“新工科”建设强调学科的交叉融合,要求调整学科专业建设的思路,这就需要转变学科门类和专业分工的认知范式,树立全新的工程教育“新理念”。同时,应当保持工科的学科意识,避免由新技术、新需求带来的专业过度细分和碎片化的现象。“新工科”建设不是对学科演进和专业分化的全盘否定,而是在遵循工科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深化“大工程观”,培养工科的情怀和想象力。换言之,我们培养出来的工程师不仅要具备设计思维、工程思维、批判性思维和数字化思维,更要有家国情怀和全球视野,要关心国家战略和人的生存问题,成为真正的综合型、全周期、高竞争力的卓越工程师。

    从实践层面出发,“新工科”建设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是从专业结构、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教师队伍等多方面重塑我国的工程教育体系。产业和需求的驱动下学科专业的边界需要相应拓展,构建新型学科专业、新生学科专业和新兴学科专业相结合的新工科学科专业基本结构(林健,2017)。学科专业边界的调整要求知识内容和课程体系的更新,突出“新工科”专业交叉融合、互相渗透的特征,注重知识的前沿性和综合性。同时,“新工科”建设要求教师队伍再建设。一方面,是否具有交叉的学科背景、综合的知识结构、丰富的工程实践经历和较高的教学学术水平应当成为“新工科”教师队伍的基本要求;另一方面,需要调整和转变教师的激励、评价、考核体系,自上而下引导教师注重新时代工程师培养的质量,扭转过去教学和科研不平衡的现象,自下而上提高教师建设“新工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总而言之,“新工科” 是在新产业、新经济背景下对培养卓越、新型工程师,重塑工程教育体系的有益探索,是基于中国的制度环境升级和再造工程教育体系的重要契机,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工程教育模式,培养能够服务国家战略、具有全球胜任力的卓越工程师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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